中國近代經濟發展論文(中國近代經濟發展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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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應當重視中國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國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時間里，相對而言，顯得有些被冷落。20世紀80年代以來，先是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的興起，并成為熱點。當時回顧過去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著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覺得有拓寬領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領域受到人們的關注。但是在“文化熱”中，又出現貶政治史的現象，有的研究者認為政治史的研究是淺層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進入到歷史的深層，才是中心。隨后，中國近代社會史也引起學者們的興趣，對它的研究方興未艾。但是，也出現與“文化熱”中類似的說法，貶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張用社會史取代歷史的。這些說法是否確切，是值得推敲的。我雖是研究中國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認為文化是歷史的中心。在同白壽彝教授的一次談話中，曾經談到什么是歷史的中心的問題。白先生認為：歷史主要是寫政治，政治是歷史的脊梁，經濟雖是基礎，但要受政治的制約，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約，文化不能作為歷史的中心。話雖不多，卻很精辟。

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前幾年曾發表《文明的沖突》一文，引起了國際上強烈的反應。這篇文章認為未來國際沖突不是經濟的、意識形態的沖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學文化、伊斯蘭文化的沖突。顯然，這是把文化作為社會的中心，是起決定作用的。不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實社會中，文化無疑有其應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決定作用。就現實國際社會而言，首要的是經濟、政治利益，美國向他國推銷其價值觀、文化，也是為了實現其經濟、政治利益。海灣戰爭，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謂伊斯蘭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沖突。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這篇文章的基礎上撰成《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對他在“文章中提出的問題提供一個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詳盡論證的解答”。盡管他在書中仍然力圖說明根本因素是伊斯蘭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沖突，但也不能不承認“海灣戰爭是冷戰后文明間發生的第一次資源戰爭”。他說：“最關鍵的問題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儲備，將由依靠西方軍事力量保護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長國政府控制，還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對西方的獨立的反西方政權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薩達姆·侯賽因，卻獲得了某種使海灣國家在安全上依賴西方的勝利。戰爭之前，伊朗、伊拉克、海灣合作委員會和美國曾為獲取對海灣地區的影響展開了競爭。戰爭之后，波斯灣變成了美國的內湖。”[1]這里認為這場戰爭的關鍵是爭奪對“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儲備”的控制權，“戰爭之后，波斯灣變成了美國的內湖”，都說到了實質所在。同是伊斯蘭文化的國家，為了石油、戰略地位等經濟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間可以打起仗來，也可以支持、參與美國組織的對伊拉克的戰爭。這正說明，海灣戰爭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蘭文化和西方文化兩種“文明間”的戰爭，而是經濟、政治利益的沖突。

貶抑中國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個緣由，是有些研究者認為以往中國近代史寫的政治史，是階級斗爭史，有的人甚至指責為“階級斗爭為綱”。恩格斯在1888年為《***宣言》英文版所寫的序言中指出：“（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是“構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寧也說：“階級關系——這是一種根本的和主要的東西，沒有它，就沒有馬克思主義[3]。如果堅持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研究的指導，那就離不開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學說。至于將階級斗爭等同于“以階級斗爭為綱”，那是對不同性質問題的混淆。

對于中國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還因為以往史學界著重于從鴉片戰爭到解放戰爭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頗多，再做研究起點較高，向前推進難度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這些大事件也不是沒有可以繼續研究的，還有不少問題沒有完全弄清楚，有些問題也有待深入。即如孫中山，近些年又陸續發現一批有關的資料，還沒有很好地加以運用研究；關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評論，研究者的見解也頗有分歧；何況迄今尚未有一部學術價值高的、有份量的傳記。

重大事件自是中國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內容，但不等于中國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內容，中國近代政治史的內容是很豐富的，不應當忽視。中國近代文化史、社會史的研究，擴展了中國近代史的領域，無疑是有意義的。但不宜揚此抑彼，政治、經濟、文化乃至軍事、外交等都同樣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價值。

二 注重微觀研究，也要重視綜合研究

近些年來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趨向細化，具體問題的研究受到重視，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具體的、微觀的研究很有必要，這是綜合研究的基礎，但是過分細化就會流于“碎化”。近代中國一百多年的歷史，時間不短，人、事繁多，對全部細節或微小問題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說明不了什么問題。細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擇取的題目有沒有研究價值，而有研究價值的題目也不應只是就事論事，敘事清楚，還要將它置于大背景中來考察，以小見大，說明問題。

在具體的微觀研究的基礎上，要注意開展綜合的研究。長期以來，中國近代史分門別類的研究，專題的研究，已經做了不少，有條件做綜合的研究。

在我們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專業，文學、史學、哲學等等各自屬于不同的學科門類。在歷史學中，又有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種專門史之分。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又有專攻某一重大歷史事件之別。這種分工過于狹窄，過于專門，不利于歷史學科的發展，不利于人才培養，不利于出精品，也難以做綜合的研究。中國歷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曉經、史、子、文學、佛學等，對他們的研究不能僅限于一個方面，應當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國近代史、思想史學著作中，主要是寫他的經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國圖志》及其名言“師夷長技以制夷”。魏源的經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國圖志》，無疑要著重論析。然而魏源博學多聞，年輕時究心陽明心學，好讀史書，后隨父至京師，從胡承珙問漢儒家法，問宋學于姚學shuǎng＠①，學《公羊》于劉逢祿，晚年又修禪禮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國圖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學古本》、《庸易通義》、《說文擬雅》、《小學古經》、《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義》、《孫子集注》、《董子春秋發微》、《詩古微》、《書古微》、《圣武紀》、《元史新編》、《古微堂內外集》等，涉及經、史、子、佛學、詩文，僅經學又及今古文、漢宋學。要對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談論某些方面，需要綜合的研究。這關乎研究者的知識結構問題，應“通識”的要求。一個學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問題，力求改變過于專門、相互割裂的狀態。

三 現實與歷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國由歷史的中國發展而來，現象和歷史不能割斷。歷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現實社會的，現實社會中的問題無疑會引發研究者去思考歷史。但是，現實和歷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這是無須贅述的常識，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實際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卻時常被混淆。例如，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引進外資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歷史，闡釋歷史，認為近代中國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強在中國傾銷商品、投資建廠、開礦筑路、掠取原料農業品……，是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應當歡迎他們進來，不應該反抗，當年如果不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現在可能就現代化了。

出現這種說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點，就是將歷史與現實混淆起來，將現實中進行的現代化建設、對外開放與近代史上的外國入侵混為一談。近代史上的所謂“開放”，外國人在中國的投資設廠等等，與現在改革開放、引進外資不能混為一談，必須歷史地去看待它。中國近代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列強通過對中國進行的侵略戰爭，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取得了在華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許多特權，把持了中國的財政和經濟命脈，操縱著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力量。而現在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等，其歷史背景是在中國***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建立了新中國，并進行數十年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中國今天的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等是獨立自主的，不允許外國附加任何條件，外國人在中國從事經商投資等活動，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相比，其社會性質根本不同，不能以現在的情況和觀念硬往歷史上套，將歷史與現實同等看待。

又如我們現在說和平和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國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穩定、安定團結，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闡釋歷史，認定中國古代社會為什么發展緩慢，不能走向現代化，就是因為農民戰爭破壞了穩定，破壞了經濟；近代中國沒有實現現代化，是革命的結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國現代化。歷史上為什么會發生農民起義、革命，它們是否只是破壞，這些問題不用多說，如果不存偏見，并不難公正地回答。拿現實去規范歷史，用現代人的思想去要求歷史人物，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研究歷史需要用歷史觀點來觀察問題，“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4]。

四 要重視歷史教育

歷史教育包括學校的歷史教育和學校以外的廣大人民群眾和干部的教育，它對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質是不可缺少的。鄧小平同志強調：“我們要用歷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歷史學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質上發揮作用，就不能局限于專門學術研究方面。歷史研究對于提高學科學術水平、發展歷史科學當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夠的，還要重視歷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學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兩手問題，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現在的問題是提高方面比較硬，史學工作者注重撰寫學術專著，發表學術論文；而這與評職稱、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關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視，認為是小兒科，不算學問，評職稱也不算數，這種思想觀念和實際問題影響了史學工作者對普及的重視，削弱了歷史教育。

在知識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較好，出版了許多科普書籍和影視片，實際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歷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夠。從學科要求上說，歷史工作者對歷史普及、歷史教育也要重視，學問不能只停留在專家圈子里。我們的歷史著作不用說一般青少年不看，就連干部也沒有多少接觸。因為這些書籍、論文太專門，難懂，人們讀不下去，引不起興趣。一個學科、一門學問如果離開群眾，離開社會，恐怕是很難生存的。

事實上，廣大群眾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歡歷史，不需要歷史，而是缺少適合他們喜歡的讀物或影視片。史學工作者忽視的歷史普及工作，影視工作者都很重視。他們編了許多歷史題材的影視劇，有正劇，有“戲說”，吸引了眾多的觀眾。但是，這些歷史題材的影視劇，存在著隨意編造歷史的嚴重問題，不僅給觀眾以歪曲了的歷史知識，而更重要的是給予觀眾錯誤的歷史觀、價值觀，危害很大，應當受到史學工作者的關注。

值得關注的是青年中歷史知識薄弱。據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漢、深圳四個城市對14～28歲1065名青少年的調查中，歷史試題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計算，平均分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題是“誰在1860年燒毀中國的圓明園”，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聯軍，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國聯軍。而在中學的歷史教學中，有的教學大綱存在著明顯的科學性問題，如不寫太平天國，卻將太平軍打洋槍隊歸之于反侵略斗爭；近代化的開端有洋務運動，但沒有民族資本企業，等等。歷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誤導，其后果堪憂，史學工作者有責任加強歷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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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產工具和勞動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產要素的投入在勞動密集型農業中的重要性，促使近代山東中小農戶自發地建立起了廣泛的勞動互助關系。同時，在雇工經營發展不充分，租地經營成本過高的情況下，戶際互助也獲得了發展的空間。在具體的土地經營中，受當時社會經濟發展條件的限制，這種自發式的互助合作對于大多數農民來說僅是一種維生的手段，還無法真正擴大農業的經營規模。但它卻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農戶缺乏的勞動力和生產工具，節約了他們的生產經營成本，有利于維持和發展農民的小土地經營。而且，從山東各階層農戶對勞動互助的“選擇”來看，中農是開展勞動互助的主體，隨著近代山東農民的“中農化”，勞動互助在農民土地經營中的作用也越來越突出。

關鍵詞：土地經營；互助合作；勞動集約型農業；雇傭關系；租佃關系

中圖分類號：F129 文獻標識碼：A

勞動互助是農民土地經營中一種重要的生產關系的表現形式，它不僅是農民生產力水平的體現，更重要的是表現了農民在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地位以及他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但在以往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史研究中，人們都將視線集中在租佃關系與雇傭關系上，而對農戶之間自發的勞動互助關系重視不夠，甚至完全將其排除在分析視野之外。因此，本文擬將土地占有與土地經營有機聯系起來，以生產力和所有制關系為中心，就近代山東農民在土地經營中自發的勞動互助作一番考察。

勞動集約型農業的發展與生產要素的分配不均同時并存

近代山東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為在有限的土地上養活更多的人口，山東農村開始普及兩年三熟制的耕作模式，同時配合引種高產的美洲作物，經過農作物種植結構和種植次序的合理調整，山東土地的復種指數和農作物產量大大提高。一些地區的平均復種指數達到了152左右的高水平，這就相當于原有的耕地面積擴大了0.52倍。甘薯、花生等美洲作物的引種也將農作物的畝產量提高了幾倍，民國時期山東全省的統計數據顯示，甘薯單產平均達到1289斤/畝，折干后（三斤折一斤）還是其他作物的2-3倍，花生單產平均達到274.5斤/畝，而同期的大豆平均單產只有131.8斤/畝。[參考文獻

[1] 章之凡,王俊強.20世紀中國主要作物生產統計資料匯編[M].王寶卿著.明清以來山東種植結構變遷及其影響研究——以美洲作物引種推廣為中心[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7.][1](p148)

近代山東農業種植結構和耕作模式的調整，是在農業技術停滯的條件下，依靠勞動力和資本的大量人投入實現的。這種勞動集約型農業的發展，增強了小土地分散經營的能力和中小農戶的經濟實力，同時也催生了中小農戶對生產工具、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大量需求。然而，在近代山東農村，生產要素分配不均的狀況十分普遍，廣大中小農戶都不同程度地面臨著生產資料短缺的窘境：

耕畜和農具的擁有程度是農民階層區分的重要標志。大部分富農擁有比較完備的農具和牲畜配置，而中貧農戶的生產工具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乏。卜凱調查表明，華北的小農無役畜比重達62%，中等耕地的農戶無役畜者占40%，大農戶只有4%無役畜。[[2] 王建革.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M].北京：三聯書店,2009.][2](p195)在即墨縣浮山后村、膠州灣口薛家島的大洼村一帶的中、貧、佃農只能用構造簡單的三角“鐵鏟”耕地或播種。解放前后浮山村350戶人家只有四架耬，而統統歸地主富農所有，一般中、貧農戶“土地少（只有三至五，七至八畝），不值得買，也買不起”。[[3] 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1933.][3](p305-p306)在山東惠民縣,耕地規模在10畝以下的小農戶擁有的役畜換算成馬僅有0.038，經營耕地在40-30畝的農戶擁有的役畜換算成馬有0.53頭，經營耕地50畝以上的農戶擁有的役畜換算成馬由0.8頭。[[4] 滿鐵北支經濟調查所.北支農村概況調查報告（一）——惠民縣第一區和平鄉孫家廟[M].昭和14.][4]

從各階層農戶土地經營所需的勞動力來看，勞力的需求與土地經營面積有很大的關系。從理論上來說，富農的經營面積“超出了每個家庭的勞動標準（就是說每個家庭能靠自家勞動耕種的土地數量）”，對勞動力有一定的需求。而中小農戶的擁有的土地有限，家庭勞動力充足甚至過剩。但隨著近代山東勞動集約型農業和農作物商品化的發展，農田耕作的勞動強度增大，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經濟作物的種植，需要較多的勞動人手，中小農戶也出現了自有勞動力不足的情況。1935年，在山東每畝小麥一年用人工15個，大豆12個，高粱18個，小米21個，花生24個，棉花60個，煙草135個。[[5] 方行.清代山東農村的勞動力市場[M].中國社會經濟史論叢[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5]（p389）經濟作物的用工量明顯高于糧食作物。棉花和煙草是近代山東大力發展的兩大經濟作物，是勞動節約化程度較高的作物。棉花每畝人工投入在二十個左右，在魯西北棉區，中耕除草的次數達六次，間苗一次，摘心作業達兩次。煙草種植不需要畜力，所需的人力更多。在山東，種煙的人工一般約為種玉米的四倍。[[6] 胡德琳等.濟寧直隸州志,清乾隆50年（1785年）刻本.][6](卷二，卷三十二)隨著山東二年三熟制的發展，復種指數的提高，農民的勞動強度是很大的，尤其是五月和九月的“雙搶”季節，對勞動力的需求也是很大的，許多即使平時家庭勞力充足的中等農戶，在農忙季節也缺乏勞動力。據抽樣調查，華北個農業區“與收獲時勞力不足者，約占三分之二，栽種時勞力過少者，占四分之一，灌溉時缺乏勞力者，約占八分之一”。[[7] [美]卜凱.中國土地利用[M].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1941.][7](p405)

生產工具和勞動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產要素的投入在勞動密集型農業中的重要性，促使中小農戶之間自發地建立起了廣泛的勞動互助關系。

二、雇工經營、租地經營對戶際互助的影響

農戶的雇工經營主要是為了補充勞動力的不足。近代山東農村的雇工經營發展得并不充分，富農和中農多以自耕為主，雇工為輔。莒縣三個區13個村的典型調查，在富農經營中家工占勞動總數的64.7%，雇工占32.88%；中農雇工占勞動力總數的1.52%，家工占98.48%。這大致是山東地區雇工經營的一般水平。[[8] 華東局政委員會土改委員會編.華東各大中城市郊區山東省農村調查[M].1952.][8](p32)在一些雇傭關系不發達的地區，富農連長工也不雇傭，如流坡塢村富農主要生產是自己勞動，農忙時才雇短工。在雇傭關系發達的地區，富農的家工與雇工的數量大致相當，如海陽泊村，戰前富農自有勞力19人，雇工16名。由于雇工經營發展的不充分，農戶所擁有的勞動力常常不能滿足實際生產需要量。如1937年以前，鹽山魏橋村富農的人力，以戶平均計算，則缺一半以上，……雖然勞力不足，但二十四戶富農僅有五家雇傭長工，有的還雇的是半長工，共雇入三個半長工”。[[9] 唐至卿.近代山東農村社會經濟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p751)膠東的海陽泊村，富農的土地實需勞力46.7人，其自有勞力和雇工加起來共35名，還缺11.7名勞力；中農階層尚缺勞力5.7人。魯北的北隋村，中農勞力盈虧相當，富農缺少勞力29.5-45.5個[9](p753)。所以，在雇工經營還無法充分滿足勞動力需求的情況下，勞動互助就成為補充勞動力的有效辦法。

隨著近代山東農業耕作環境條件的惡化，分散的小生產無力抗拒和防止災荒，為了保證小農的“生存權利”，分成租制逐漸興盛起來。《獲邑審編冊》統計，1930年代，山東的分成租制比例占到40.27%。[[10] 獲邑編審冊[J].平淮學刊，1985,(1).][10]另據國民黨主計處統計局統計，在1935年分成租制的比例達到50%左右。[[11] 國民黨主計處統計局.中華民國統計提要[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11](p538-p539)由于佃農貧困，許多分成租是由主佃雙方共出農本的，所以說分成制也具有調劑生產資料作用。山東分成租的種類相當復雜，有的是牛具、種子、肥料均由地主出，佃戶必須吃份子糧，吃一斗在公堆上還三斗至四斗，其余糧食按對半或佃四業六分劈，草全部或大部歸地主，是為佃種地；有的是牛具、種子、肥料由佃戶出，有的地主也出一部分農本。有的份子糧，糧草多為平分，牛草歸牛，是為分種地。由此來看，在分成租下，除了土地條件之外，農本是決定主佃雙方分成比例的重要因素。佃種地中，佃戶所出農本較少，所受的超經濟剝削很重；分種地中，佃戶所出農本較多，超經濟剝削就較差或沒有。因此，為減輕對地主所出農本的依賴，佃農之間也開始開展互助合作，調劑生產資料的余缺。

三、近代山東農村戶際互助的形式與規則

（一）經濟狀況基本對等條件下的勞動互助協作——合伙使用生產工具和搭套

合伙使用生產工具，是指有的農戶之間采取共有農具、共同飼養役畜的互助形式彌補生產工具的不足。在濰縣，小農為了配齊役畜、車和犁，往往幾家聯合，共同購買，共同使用。張姓買牛，王姓買馬，李姓買農具，趙姓買大車，在生產中形成合作關系。在山東惠民縣孫家廟村，地主階層不負擔任何大牲畜的飼養，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只能在耕地充分的條件下才能單獨飼養牲畜。孫家廟村有9戶自耕農單獨擁有牛，3戶自耕農單獨擁有騾，3戶自耕農單獨擁有驢。自耕農單獨擁有牲畜達15戶，3戶半自耕農擁有牛。由于役畜的不足，牲畜共同占有的習慣在自耕農中十分盛行。半自耕農多3戶共有，自耕農多2戶共有。[4](p124-p129,p146-p149,p167-p196)合伙喂養牲畜的農戶一般是平攤購買和飼養牲畜的費用，輪流飼養和使用牲畜，如歷城縣路家莊的陳姓叔侄每人各出資七十五元，購買耕牛一頭。平時兩戶輪流飼養、使用耕牛，十天一換；農忙時，則改為一天或三天一換。在恩縣后夏寨村還有另外一種平攤“伙養”費用的方式，如有三家共同擁有畜役，其中2人出購入費，1人擔負飼養費[[12] 中國農村慣性調查刊行會.中國農村慣行調查[M].東京:巖波書店,1955.][12](第四卷，p460)。

“搭套”也叫“合犋”，“插犋”等，是農戶以一定的人力和畜力與其他農戶的人力、畜力共同組成二牛或三牛犋，共同耕種的勞動組合形式。這種搭套的勞動互助組合是“華北平原農作的普遍現象”，清代《登州府志》載：“耕者有春耕，有秋耕，用牛四，謂之一犋。窮民有至四五家合一犋者”[[13] 施閏章修,楊奇烈\任浚纂.登州府志[Z],清康熙33年（1694年）刻本.][13](卷八)，《萊陽縣志》也說：“民有三四家合一犋者耕”[[14] 萬邦維修,衛元爵等纂.萊陽縣志[Z],清康熙17年（1678年）刻本.][14](卷二)。在《華北的小農經濟和社會變遷》一書中，作者也介紹過類似的情況，他說：“小農有時兩、三家‘搭伙’合并牲口和勞力來耕田”[[15]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和社會變遷[M].北京;中華書局,1986.][15](p155)。

上述兩種勞動互助都需要互助雙方在經濟條件和土地經營規模上大致相當。這種經濟條件上的對等原則在上述兩種互助形式中是十分必要的。因為，隨著近代山東農村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小農的生活不像過去那樣寬裕了，這使他們在日常的生產經營中不得不斤斤計較。搭犋時，如果兩家的經濟條件相差太遠的話，那么條件較差的一方會因自己“吃虧”而心生不滿，這時互助關系往往就會出現問題。正像后夏寨村民的李令義說的那樣：“大體是土地相當的人家合犋。這樣相互間沒有不滿，要不然土地少的人家就有不滿了”。當然，所謂的“經濟條件對等”，也不是絕對的相等。后夏寨的王廷章說：“有同等數量土地的農家才能進行合犋。土地差個二三畝也沒有事”，李令義說：“有十畝的農家與只有兩畝地的農家不可能一起合犋，這差距太大了。如果我有10畝地，你有5畝的話，你就不想合犋。因為我地里的活很多，比你多出了一倍”。當被問起為什么他和王廷章家各有30畝和20畝土地，仍然在一起合作和很多年，李令義解釋說：“雙方間的性格、秉性合不合也是很重要的。感情很好，就不在乎土地畝數的差距的事例也有，但很少。比如兩家差7、8畝地，也可以。主要是雙方沒意見，兩家人很對脾氣，覺得背點理，吃點虧，就不論了。計較這些就不在一處干了”。[[16] 張思.近代華北村落共同體的變遷——農耕結合習慣的歷史人類學思考[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16](p170-p171)可見，在勞動互助中，農民心中對彼此之間的“經濟差距”都有一個心理上的承受范圍，合具雙方彼此的感情好，可能他們所能接受的“差距”就越大；而一旦雙方之間“差距”超過了他們“合理計算”的范圍，即使雙方感情再好，互助關系也不能成立。

從參與上述兩種互助協作的農民群體來看，大部分地區的富農擁有齊備的農具和牲畜，參與勞動互助的相對較少；較為貧困的貧農和雇農缺少參與互助的條件；只有中農，既有合具的條件，也有合具的必要。如在歷城縣冷水溝村，擁有、耕種大畝約20畝以上土地的農家，一般都有齊備的役畜、農具，沒有和別人合具的必要。另外不到五畝的農家，因為沒有足夠的農具和役畜，夠不上合具的對象。所以一般是擁有10畝左右耕地的農家尋找合適的對象從事合犋”。在路家莊“沒有牲口的人家不能合伙”。[12](第四卷，p257)不過，由于山東各地農村的經濟條件不同，各階層農民的富裕程度也不同，山東有的地區的富農和貧農也參與“搭犋”或“伙養”。1943年，在莒南、贛榆兩縣13個村落的調查中，調查者就注意到抗戰之前貧農參與搭犋和“伙養”的情況：“地主、富農的耕畜多為大牛大驢，而中農、貧農則多系小牛小驢，同時多是數家一個牲口或各有一個不成牛犋的牲口，因此農民之間就產生了簡單的變工互助組織，如搭犋、或養牛，或以剩余勞力來換取地主、富農剩余畜力”[10](p27)。在社會分化程度較低的惠民縣文化區于韓村，甚至是“地主”也要與別家進行互助合作。在村中占地10畝以下的農戶一般無力飼養耕畜，一般的中農占地在10-20畝之間者，大多不能獨立養一頭牛，有的只能自家養一頭驢或兩家甚至四家伙養、伙使一頭牛。全村僅有的兩戶地主中，只有韓友奎家擁有全套大農具，一牛一驢的搭配也可以組成獨立耕作的耕犋；另一個所謂的“地主”韓太臣家，雖擁有一頭牛，但僅擁有大農具的一般，顯然要與別家搭套耕種[[17] 于韓村土地浮財分配登記表[M].張佩國.地權分配·農家經濟·村落社區：1900-1945年的山東農村,濟南:齊魯書社2000.][17](p154-p155)。

（二）帶有雇工性質的勞動互助——換工和幫工帶地

“換工”簡單的說就是“以人力換牛力”，那些貧困無耕畜戶，常用這種方式向富裕地主換取役畜的使用權。根據《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的資料，山東地區的換工只在農忙期進行，持續的時間不長，且規模不大，只是兩戶農家之間的農耕組合。村民在換工過程中，秉持著“對等交換”的公平原則，在“合理地計算”田畝、勞力和牲畜之間換算關系的基礎上進行交換、互助活動。雖然這種計算不是很精確，但最后的結果都能令雙方滿意。不過，在人力與畜力換工的場合，這種所謂的“公平”背后隱藏的是畜力占有者對借用者的勞動剝削。而且在“換工”過程中，無耕畜戶不但要以勞力來換取役畜的使用，而且在耕種時還要受制于役畜的主人，往往是滿足了牛主家的土地耕作需要后，才能耕種自家土地。在莒南縣的官地村“一個十二畝的農戶用人家的牲口耕地，除支付自己所產全部牛草、幫六個工以外，自己地的耕種還要在牛主之后”[[18] 山東分局調查研究室.官邸村農業勞動合作調查[M].1944年11月.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C],第13輯.][18](p190)。“幫工帶地”的互助形式在近代山東農村也是普遍存在的。“帶地傭工系農民耕地不足，人工有余，又不愿或不能將其耕地出租于人，而自己專當普通長工，乃與居住附近之較大農戶商訂，為其長年雇工，附帶耕種自己所有之田地，而享有其出產。其每年工資之多少與其所帶田之多少成反比例。帶地傭工的民間慣行在各縣又有細微差別，“博興縣雇主對于庸工所帶田地之耕種，一如其自己田地之耕種。雇工所帶田地出產，全為庸工所有。雇工長年工資照最高價付給，惟扣除其所帶田地之全年耕種費。嘉祥縣之雇主所扣除之全年耕種費，大約每畝一元五角，所帶田地之耕種費達到其工資限度，則不另支付工資。肥城之傭工以不耽誤雇主之工作為原則，飲食須自備。清平縣雇工所帶之田地一切作業概由雇主負擔，所出糧食歸雇主所有，惟柴草須隨所用耕畜為轉移。若用雇主之耕畜，柴草歸雇主，若非雇主之耕畜，則不歸雇主所有。該處壯農每年能耕二十九畝，雇工帶地耕種不能超過 10 畝，高唐縣之情形與此相仿。東平縣傭工所帶地之作業亦同于雇主之地，帶地多者不要工資。萊陽縣、恩縣亦有此帶地傭工之辦法，萊陽縣俗稱此種庸工為 ‘打裏’”[[19] 陳正謨.各省農工雇傭習慣及供需狀況[M]，中山文教館,1935年.][19](p37-p38)。

換工和帶地幫工帶有雇工經營的性質。在這兩種互助形式下，擁有生產資料的富農或地主處于主導地位，而缺少生產資料的小農則處于從屬地位，合作雙方之間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

上述各種勞動互助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農戶缺乏的勞動力和生產工具，節約了他們的生產經營成本，有利于維持和發展農民的小土地經營。但受當時社會經濟發展條件的限制，這種自發式的互助合作對于大多數農民來說僅是一種維生的手段，無法真正實現農業經營規模的發展。這主要體現在：首先，農戶之間自發的互助合作，一般只有兩三戶人家參與，規模很小，且缺乏穩定性。第二，互助協作調配的資源大都僅限于勞力、牲畜、農具等傳統的生產要素，缺乏先進的技術因素的支持。在農業技術基本停滯的情況下，農戶之間的互助協作只能通過追加勞力和資本來提高農田產量，其發展的方向是農業發展的“過密化”，而不是依靠技術進步實現農業增長的規模經濟。第三，農戶的互助多集中于生產環節，缺乏農業銷售、加工等環節的合作。在經濟不發達的時期，較小農地經營規模很脆弱，其承受經濟波動的能力非常有限，為抵御經濟風險，農民應當開展產前、產后方面的合作。然而，近代山東農戶的土地經營較為分散，商品經濟意識不強，同時也無法承擔農業產業化需要的組織成本和制度成本，這就使他們之間的互助僅限于生產領域，并不可避免地深陷于“自己自足的陷阱”之中。

四、近代山東各階層農民對勞動互助的“選擇”

各階層農民對在土地經營中對勞動互助的選擇，取決于他們經濟實力以及建立在經濟實力基礎之上的經營邏輯。

在土地經營中，富農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者，他們力求在土地經營中選擇一種最經濟的生產方式，合理地進行勞力和生產工具的配置，以提高農業收入。近代山東的富農生產資料比較充足，但由于雇工經營發展得不充分，他們所擁有的農業勞動力不足。為補足勞動力，富農常“利用互助勞動以提高勞動效率”[24](p756)：畜力充裕的富農多與缺乏畜力的農戶“換工”，在補充勞力的同時也提高了牲畜的使用效率；畜力和農具缺乏的富農，也多參與合犋、伙養等勞動互助。

中農是追求穩妥地經營者。他們一方面追求利潤，積極向富農階層靠攏；另一方面又要保障生產，防止淪為貧農。山東的中農以自耕為主，擁有的生產資料量介于富農和貧農之間。與雇工經營水平比自己高，生產工具比自己齊全的富農相比，中農更有勞動互助的必要；與嚴重缺乏生產資料的貧農相比，中農在經濟條件上具備開展勞動互助的優勢。中農的經濟地位還決定了他們多傾向于選擇不需要太多資金投入且沒有超經濟剝削的勞動互助，來補充勞力和生產工具的不足。《慣行調查》資料中提到的冷水溝村和后夏寨村，均是中農占多數的村莊[ 后夏寨村自耕農占86.3%，冷水溝村自耕農91.4%，中農是自耕農的主體，因此，這兩個村中的中農占多數]。在這兩個村中，搭犋是最普遍的互助形式。后夏寨村“（村民）大部分都合具，一多半。個人解決不了……就得想這個法，差不多90%農家合具”[16](p96)。歷城縣冷水溝村在20世紀40年代有合具組合八、九十組[12](第四卷，p26)。

對于貧農來說，與追逐利益相比，生存是第一位的。近代山東的貧農擁有的生產資料嚴重不足，但勞力過剩，他們是雇工和佃農的主體。由于受經濟條件的限制，貧農參與勞動互助的機會比較少，而且常常是帶有救濟性互助的受益者或是雇傭性互助下的受剝削者。

隨著近代山東小土地所有制的發展，山東農村結構逐漸呈現出“中農化”的趨勢。在1937年以前，山東的富農占總人口的9.5%，占總戶數的6.3%，中農占總人口的42.98%，占總戶數的36.63%，貧農占41.57%，雇農占2.24%。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富農大約占農戶總數的6%，中農約占總戶數的20%，貧雇農約占70%左右[[20] 段國卿,岳海鷹.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山東農民運動簡論[J]，山東史學集刊,1983,(1).][20]。總的來看，在山東各階層農戶所占的比例中，中農的比例最大，富農和中農比例均大于全國平均水平[ 20世紀30年代，中國富農大約占農戶總數的6%，中農約占總戶數的20%。]。土地改革時，中共山東分局對山東274個典型鄉村的統計，貧農占總戶數的44%，中農占47.8%，富裕中農占0.63%，富農占5.64%，地主占1.35%。這表明山東的中農還在上升。如上所述，中農是開展勞動互助的主體[[21] 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計劃司.兩年來的中國農村經濟調查[M].北京：中華書局,1952.

][21](p224)。所以近代山東農民的“中農化”，更加凸顯了勞動互助在山東農民土地經營中的重要性。

根據中國近代史史實論述落后就會被動挨打小論文怎么寫？

思路：寫作之前，先查找資料，明確落后就要挨的的出處、含義等，同時結合教材和自身的所學知識，又或是向老師咨詢請教，做好準備工作，這樣就很容易寫了。

論文示例：

落后就要挨打這一理論觀點最早由斯大林提出。在1931年2月4日全蘇社會主義工作人員第一次代表會議上，斯大林發表了《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的演說，

演說中提到,“延緩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斯大林提出的這一觀點激勵蘇聯人民加快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并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在近現代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歷程中，毛澤東將其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借鑒并進一步發展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理論，并以此來指導中國的革命和建設。

毛澤東認為，如果一個國家落后，在近代資本主義時代，他就必然會挨打。這一觀點，在資本主義占主導，以自由競爭、弱肉強食近現代歷史上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落后就要挨打，究竟何為落后?從現在的視角來看，落后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其綜合國力相對落后于同時期的其他國家。

涉及因素包括國民經濟發展水平、軍事國防能力、人口數量和質量、科學技術水平、民族文化軟實力等等。但認識這一觀點，我們必須把他放到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去看。

中國地大物博、物產富饒，即使在近代，雖然是一個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落后的農業國，其經濟總量也穩居世界前列；中國人口占到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中華文化古老、深厚、充滿智慧；

中國人民熱愛和平，與世無爭。然而，正是這樣一個“老大帝國”(日本對中國的稱謂，出自梁啟超《少年中國說》)，卻被其他資本主義列強欺凌瓜分，

這樣的結果很是耐人尋味。為什么?究其根本，一個是人的因素，這是由政治制度和國家意識決定的;另一個則是以工業化為支撐的軍事實力決定的。

近代中國之所以被動挨打，正是因為國民的民族意識尚未覺醒，清政府極度腐朽，中國軍事實力遠遠落后于近代資本主義列強。

由此出發，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國民的民族意識已經覺醒，并建立了先進的國家制度，那么軍事實力就成了最為核心的問題。

當今時代，經濟全球化加強，政治多極化趨勢加速，世界呈現一超多強格局，和平與發展雖然已成為時代主題，但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恐怖主義、領土爭端、資源爭奪等

一系列問題依然威脅世界和平。南北差距拉天,使落后與先進的問題越發突出，而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又無力解決這些問題。在這種大背景下，“落后就要挨打”這一理論還有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加快國家發展，增強綜合國力

既然落后就要挨打，那就要努力擺脫落后。廣大發展中國家要抓住機遇，面對挑戰，利用國內、國際一切有利條件，

全面促進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大發展，把國家建設成為先進國家，而非落后國家，把拳頭握硬，以避免挨打的可能。

二、促進民族覺醒，增強國家意志

人的因素是決定是否挨打，是否能夠轉入反攻并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國家要加強國民的國家主義教育，激勵國民奮發圖強，愛國愛家。

讓以國家為本，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精誠團結，堅強不屈的國民精神;民族根脈必須代代延續的民族意識;國家神圣不可侵犯的國家意志深深根植在國民的血肉里。眾志成城，才能捍衛國家。

三、倡導和平外交，反對霸權主義

當今國際社會，要盡快建立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反對弱肉強食;要倡導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

努力縮小南北差距，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聯合國憲章為基本準則，平等互信，通力合作，和平共處，構建和諧世界。

總之，對于“落后就要挨打”，要理性的分析，辯證的認識，用歷史的眼光去看待它，汲取其中的哲理和智慧，

進一步指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對于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共建世界和諧也具有一定的理論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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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中國的近代史，有憤怒，有悲痛，有感慨，有自豪。憤怒帝國主義的無恥侵略，悲痛中國人民的受苦受難，感慨仁義志士的為國捐軀，自豪中國人民的偉大與堅強。 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資本帝國主義列強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侵華戰爭，將中國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熱之中。在歷次的侵華戰爭中外國侵略者屠殺了大量的中國人民。他們截取中國的經濟劫掠中國的財富，破壞中國的領土完整，強占中國租界，強租中國港灣。在外國主義列強的壓迫和蹂躪下，中國幾乎已經沒有獨立的領土主權可言，“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這是當時愛國志士發出的悲憤吶喊。 有壓迫就會有反抗，隨著帝國主義的壓迫政府的腐敗無能，中國人民再也受不了這樣的生活，各地的起義不斷，其中以義和團運動聲勢最好大，對帝國主義的打擊最大，意義也重大，這次起義使帝國主義列強并沒有能實現瓜分中國的圖謀。 在社會各階級都面臨著“怎么辦”的問題的時候，農民階級、地主階級、地主階級洋務派、資產階級維新派、資產階級革命派，他們從各自的階級立場出發，對國家的出路進行探索，先后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和方案。直到20世紀初，以孫中山為首的一批有志之士，發動了新駭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中國的社會出現了一絲光明，然而天有不測風云，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在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以及附從革命的舊官僚。立憲派的共同支持下，竊奪了辛亥革命的果實。中國又一次的面對了新的危機。辛亥革命僅僅趕跑了一個皇帝，卻沒能改變中國封建主義和軍閥官僚統治的統治基礎，無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務，先進的中國人需要進行新的探索為中國謀求新的出路。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開始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而此時的中國也迎來了新的曙光。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工人階級首次登上歷史的舞臺，顯示了他們的偉大力量。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中國***的成立創造了條件。 中國***的創建展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中國***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帶領著中國人民一步步地向自由與解放邁進。其中犧牲了很多的民族英雄，他們為祖國奉獻了他們寶貴的生命和青春。在這場漫長的解放道路上我們黨經歷了很多艱難與險阻，其中十萬里長征譜就了他們英雄的贊歌。 在這部近代史中有一段時期是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能忘記的，那就是八年抗日戰爭，中國人民遭受了難以形容的災難，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們同胞的殘忍屠殺，是每一個中國人需要銘記于心的。日本對中國的大規模侵略和在中國部分地區的殖民統治，犯下了空前嚴重的罪行，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極為深重的災難面對日本們的空前侵略中國人民采取了一致對外的政策，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抵制日本的侵略，終于在1945年的八月日本投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勝利。 在這曲折的百年中，中國經歷了動蕩的百年，在摸索中前進了百年，這一百年告訴了我們太多的東西，作為一個國家不能閉關鎖國，作為一個民族更不能軟弱無能，任何時候都應該團結在一起，隨時隨刻為祖國奉獻。 百年屈辱中我們自強不息，在硝煙與炮火中我們沒有被打垮，反而一新面貌站了起來。痛定思痛，我們現在不要有懈怠心理，尤其作為新時代的大學生，我們更應該走在時代的前沿，掌握先進的技術，為祖國的繁榮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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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3000字論文

中國近代處于過渡時代。從獨立國家變為半殖民地(半獨立)并向殖民地演化，這是個向下沉淪的過程；從封建社會變為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并向資本主義演化，這是個向上發展的過程。兩個過程相互矛盾，又相互連結、相互制約，沒有國家的獨立，就不能保證社會的真正進步，而沒有社會的進步，則無法贏得國家的真正獨立。 阻止帝國主義滅亡中國和推動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反侵略反壓迫的英勇斗爭。反抗英國鴉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聯軍侵略的兩次民族戰爭，反抗清朝統治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就是這種人民的偉大斗爭。洋務運動不屬于人民的反抗運動。它的歷史地位、歷史作用決不能和人民的偉大斗爭相提并論。不過，從另一方面看，在洋務運動和人民斗爭之間，又存在著曲折的聯系，洋務運動可以說是民族戰爭和農民戰爭的副產品。封建統治階級中一部分有識之士，被民族戰爭的炮火所驚醒，探索戰爭勝敗的因由，利用農民戰爭所造成的新局勢，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緩慢地逐步朝資本主義方向挪動，在暗地里或客觀上為中國的獨立和進步積累著物質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屬于人民的反抗運動而完全抹煞。 從林則徐、魏源的引進洋炮、仿造戰船、“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馮桂芬、李鴻章的“采西學”、"制洋器”、“師其所長，奪其所恃”，一脈相承，明顯地表現出他們在民族戰爭炮火的洗禮下，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變夏”的清醒的認識。向當時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學習，是近代中國爭取獨立和謀求進步的根本道路。 在19世紀60年代，曾經一度出現過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的另一種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經過農民戰爭摧毀清朝統治。太平天國取得全國性勝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設計的、全面向西方學習的《資政新篇》的方案。這種前景也許比日本的明治維新更加光輝奪目。但是，太平天國畢竟是失敗了，可能沒有成為現實，燦爛的前景只不過是某些歷史學家們一廂情愿的假設．嚴峻的歷史事實卻是：農民戰爭打亂了封建統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舊權貴，打破了清朝“太阿從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沒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種局勢，使李鴻章等人能夠依靠鎮壓農民戰爭而嶄露頭角，成為新權貴；這些新權貴憑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權柄，在太平天國的廢墟上，把林則徐、魏源等人開其端緒的學習西方的主張著手付諸實施，并擴展開來，持續達數十年之久，形成了一個“圖富強”的洋務運動。對于李鴻章等人來說，鎮壓太平天國農民戰爭，自然是罪惡滔天；但鎮壓之后，他們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進取，為國家富強而向西方學習，為學習西方而對當時的封建頑固勢力進行斗爭，他們的所作所為，至少在客觀上導致了資本主義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務運動表現了中國社會進步的不可逆轉的趨勢，曲折地反映了農民戰爭的偉大歷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極端專制主義的封建統治和閉關鎖國的反動政策，嚴重地阻得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戕害了資本主義因素的成長，以至歷史進入了近代卻還沒有誕生資產階級。向西方學習的任務，在始初階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階級的開明派來承擔。洋務運動既然是地主階級向西方學習的運動，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質。后來被概括為’中學為體，酉學為用”的口號，恰當地體現了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封建主義是地主階級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務派并沒有破毀這個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這個根基上嫁接點資本主義，本意甚至還在于強化這個根基。要求地主階級不去維護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為地主階級，企圖在封建根基上嫁接點資本主義，還應該說是一種進步的傾向，開明的表現。因此，“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在向西方學習的始初階段仍有其積極意義。“中學為體”，歷來如此，沒有人反對，也沒有人提出異議，并不需要特別強調或者著力捍衛，洋務派揭橥“中學為體”，無非企圖表明他們不是離經叛道。“西學為用’則是具有實踐意義的新思想，它針對封建頑固派妄自尊大、拒絕一切外來新知識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強調必須向西方學習。如果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內，便不難看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開始時的著眼點在于提倡和保護引進西學，只是到了后來，當資產階級維新派要求改變封建專制主義、實行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度的時候，這個口號才具有抵制維新的反動性。

好了，今天關于“中國近代經濟發展論文”的話題就講到這里了。希望大家能夠通過我的介紹對“中國近代經濟發展論文”有更全面、深入的認識，并且能夠在今后的實踐中更好地運用所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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