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論文(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論文題目)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論文(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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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君主與國家興衰的關系
中國歷史悠久,君王輩出。君王是一國之首,直接影響整個國家。
西漢文帝、景帝兩代四十年左右的時間,政治穩定,經濟生產得到顯著發展,歷來被視為封建社會的“盛世”,史稱“文景之治”。
漢文帝劉恒,西漢王朝建立后,漢高祖、惠帝、呂后都著力于恢復農業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收到了顯著的成效。文景兩帝相繼即位后,又在這基礎上進一步采取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措施。
漢景帝劉啟,十分重視農業生產,他即位后多次下詔勸課農桑,按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同時還注意減輕人民負擔,文帝二年(前178)和十二年,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減為三十稅一,十三年還全部免去田租。文帝十二年又廢除了過關用傳制度,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聯系,對于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有一定促進作用。
漢文帝對秦代以來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數罪人,即被判處為隸臣妾以及比隸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沒有刑期,終生服勞役。文帝詔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據犯罪情節輕重,規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滿,免為庶人。②秦代法律規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連坐,重的處死,輕的沒入為官奴婢,稱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廢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宮四種肉刑。漢文帝下詔廢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減輕了笞刑。改革的后兩項在當時和以后雖沒有認真執行,但文帝時許多官吏能夠斷獄從輕,持政務在寬厚,不事苛求,因此獄事簡省,人民所受的壓迫比秦時有顯著的減輕。
文景兩代對周邊少數族也不輕易動兵,盡力維持相安的關系。呂后時,南越王趙佗自立為帝,役屬閩越、西甌、駱,又乘黃屋左纛,與漢王朝分庭抗禮。文帝即位后,為趙佗修葺祖墳,尊寵趙氏昆弟,并派陸賈再度出使南越,賜書趙佗,于是趙佗去黃屋左纛,歸附漢王朝。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又與匈奴定和親之約,此后匈奴雖背約屢犯邊境,但文帝只是詔令邊郡嚴加備守,并不興兵出擊,以免煩擾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為封建社會的盛世,與文帝個人勵精圖治是分不開的。他即位不久,就廢止誹謗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膽地提出不同的意見。秦代以來有所謂“秘祝”之官,凡有災祥就移過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詔廢除并且聲明:百官的錯誤和罪過,皇帝要負責。次年,他又禁止祠官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當節儉,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之物都沒有增添。他屢次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他所寵愛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施文繡。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臺,聽說要花費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產,于是作罷。因為文帝提倡儉約,所以當時國家的財政開支有所節制和縮減,貴族官僚也不敢濫事搜括,奢侈無度,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這是“休養生息”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
文景兩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結果,使當時社會經濟獲得顯著的發展,封建統治秩序也日臻鞏固。西漢初年,大侯封國不過萬家,小的五六百戶;到了文景之世,流民還歸田園,戶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國大者至三四萬戶,小的也戶口倍增,而且比過去富實得多。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錢至數十錢。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間,由于國內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災,百姓總是人給家足,郡國的倉廩堆滿了糧食。太倉里的糧食由于放置過久,以致腐爛而不可食,政府的庫房有余財,京師的錢財有千百萬,連串錢的繩子都朽斷了。這是對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再說說暴君。夏桀是夏王朝的末代君主。他文才出眾,武藝超群;赤手空拳可以格殺虎豹,能把鐵鉤象拉面條一樣隨意彎曲拉直,如此文韜武略的人應該成為一代明君。遺憾的是,夏桀把所有的聰明才智都用在暴虐、享樂和瞎折騰上。他大興土木建造豪華夸張的皇宮,用黃金鑄成的柱子就有九個。夏桀最熱心的工作就是舉行盛大宴會,每次宴會都不少于三千人,這在當時那個幅員不太遼闊的國度里可不是一個驚人的數目。三千人走到酒池邊,象牛群飲水一樣從岸上伸下脖子,在震耳欲聾的助興鼓聲中放開喉嚨狂飲。夏桀在任時的最大“杰作”是發明一種名為“炮烙”的酷刑,在銅柱上涂抹膏油,下面燃燒炭火,教犯人赤足在銅柱上走過。那是不可能不滑下去的,滑下去恰恰跌到炭火上燒死。商部落的末代君主殷紂也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和夏桀一樣文武全才。他天生神力,能把九條牛倒拉著走。他的雙手還能托住大廈的橫梁……可是:他沒有把他的聰明才智用在治國安幫和濟世安民上,而是用在拒絕規勸和掩飾錯誤上。他在任時大興土木,宮廷建筑一日不停且花樣翻新,僅只“瑤宮”“瑤臺”就興建了七年。后宮中的肉象山林一樣堆著,酒也是盛在龐大的池子里——這點和夏王朝的末代君主夏桀很相似。每次宴會,參宴的臣僚常常大吃大喝,一連幾天沉醉不醒,以致大家常常忘掉今天是什么日子。夏桀和殷紂都自視過高,聽不進不同意見。本應成為明君,最終成為暴君。他們的統治,也隨即土崩瓦解了。
我認為,如果一國之君本身的品行不佳,那么必定會帶壞整個國家的風氣。例如,宋代初期,統治者提倡節儉,穿著樸素,節約了資源。但到了宋代中后期,統治者追求享樂,使奢侈之風席卷宋代,影響社會風氣。相反,如果統治者有德有才,那么這個國家一定能夠興旺起來。君主優,國家興;君主劣,國家衰。國家的命運,掌控在統治者的手中。
統治者的品行很重要,政策也很重要。元太祖忽必烈大力發展農業,禁止貴族圈占農田為牧場,使農業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漢武帝任用霍去病、衛青等大將,反擊匈奴,收復失地,開疆拓土,名垂青史。而清朝統治者閉關鎖國,嚴密監視海外貿易,既得不到西方先進的技術,也看不到世界的局勢,使中國走向衰敗,遺臭萬年。政策,也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強弱。
一個國家的興衰,與統治者有莫大的關系。
中國近代史論文
中國近代史論文
無論是農民階級自發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地主階級的洋務運動,還是資產階級建立西方式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努力,都無法實現中國的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對近代中國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沒有結合中國國情,因為近代對中國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國發展成為英國式的資本主義的君主立憲制國家,而沒有考慮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走不通資本主義路線的,所以注定要失敗.
在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前這個時期,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中國人民同外過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后來又有官僚資本主義)的矛盾;農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爭的主力,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新的社會力量發展了起來;而工人階級則代替資產階級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力量。歷史經驗表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中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絕大多數人,經過實踐的教育,確認了中國***關于通過建立人民共和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政治主張的確定性;認識到只有接受中國***的領導,才能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有效地發揮積極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國***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中國這種嶄新的政黨制度的確立,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意愿。
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在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艱苦、曲折的斗爭,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上完成了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任務,從而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創造了前提,開辟了道路。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創建,標志著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這個歷史任務的基本完成,這就為中國人民集中力量進行建設,以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創造了前提,開辟了道路。
歷史證明,只有在中國***的領導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武裝下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目標才能夠真正實現.
第一節 第三黨對中國出路的反思與探索
鄧演達領導的第三黨,正式名稱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是大革命失敗后出現的一個異于國共又介乎國共之間的政派。它對中國出路的探索主要體現在鄧演達發表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中國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
關于第三黨的具體政治主張,以下幾點應當注意:第一,第三黨的政治主張,是在總結、反思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及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形勢基礎上提出的。這從它對國民黨政府性質的分析及對中共革命活動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認為南京國民政府已經成為“舊勢力之化身,軍閥之工具,民眾之仇敵”①,是“買辦資產階級與豪紳地主的聯合政權”。這是正確的。同時,它對中共也作了批評,認為:“***以為中國現時的經濟組織已經主要的是資本主義的組織,因此它要用共產主義革命的方式去解決中國問題;……我們反對用不對癥的藥方——共產主義革命——去破壞一切現存的經濟組織。……***只是想利用農民威劫農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獨裁政權,我們卻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權。”①它不同意***主張的根本理由,是通過觀察大革命的實踐,認定“共產主義革命”不適合中國革命的情況。這些批評有正確的成分,也有錯誤的成分。
第二,第三黨對中國革命的許多根本問題都進行了探討,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認為,中國社會“還滯留在封建勢力支配階段,還是前資本主義時代。同時又因為帝國主義勢力支配著中國的緣故,使中國社會益呈復雜的狀況”②。因此,中國革命“必然的要以農工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軍閥官僚地主壓迫剝削的成分都會圍繞在農工的周圍,構成廣大的革命群眾”,“對外負著對抗帝國主義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務”,“對內要掃清中古時代的遺骸,造成新社會秩序的任務”。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者、封建軍閥地主以及依附前兩者為生的高利盤剝的、反動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動力是“平民群眾”;革命的直接目標是奪取政權,“建立以工農為基礎的平民政權”;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爭的形式展開出來”;中國革命應分兩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權,然后實現社會主義。
以鄧演達為首的第三黨關于中國革命根本問題的認識是十分深刻的。鄧接受了馬列主義暴力革命、階級斗爭學說,但又不照搬俄國革命經驗和模式,而是主張獨立自主地依照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形成了系統的“平民革命”理論。
第三,第三黨的理論的確深刻、系統和精辟,但在實踐中卻遭到挫折,有兩個原因是不容忽視的:一是關于革命的領導權問題。鄧演達把“平民革命”的領導責任托付給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第三黨),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與新民主主義理論根本差異之所在。二是第三黨的探索成果還停留在理論(書面)上,尚未完全付諸實際行動,同時,在理論上也有許多缺陷。鄧演達充分認識到了武裝斗爭的重要性,但反對在農村建立根據地,把希望寄托于具有投機性質的“策反”上。這便決定了“建立平民革命軍”的落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土地問題,鄧演達也主張實行“耕者有其田”,但卻不同意中共用強力手段解決土地的辦法。
這樣,國民革命失敗后出現了十分奇特的現象:中共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極大的盲動性,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但由于堅決搞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革命力量不斷壯大。第三黨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統的理論,并且很多是正確的;但由于沒有注重或沒有來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它進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隨著鄧演達的不幸遇難,第三黨受到極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確的理論和主張更難付諸行動。
近代中國人民的探索史
中國近代史,既是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勾結中國封建統治者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屈辱史;也是中國人民不斷反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反抗本國的封建統治的抗爭史;同時更是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各政治派別探索國家出路的探索史。這種抗爭與探索,對外以反侵略、捍衛民族獨立為旗幟;對內以反專制獨裁、爭取社會進步為核心,抗爭與探索互相交織,推動中國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1.地主階級抵抗派(改革派)
背景和主張:鴉片戰爭的失敗,使一些地主階級的愛國知識分子從“天朝上國”的夢幻中驚醒,開始注目世界、關心時局、尋求強國御侮之道其主張是“師夷長技以制夷”。
結果:因清政府腐敗、閉關政策和地主階級的局限性而沒明顯實效
評價:地主階級抵抗派主張的提出使中國萌發了一股向西方學習的新思潮,激勵著中國人為挽救民族危亡積極探索強國御侮之道。由于實踐有限,沒有產生實際的效果。
2.地主階級洋務派
背景和主張:在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雙重打擊下,面對內憂外患,清政府統治集團在如何解決內政外交上的眾多危機時發生分歧,形成了洋務派和頑固派。洋務派主張利用西方先進技術維護清朝統治,即“師夷長技以自強”。
結果:由于外國阻撓,封建頑固勢力的破壞、力量分散等導致洋務運動破產。
評價:洋務運動由于以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為目的,沒有從政治制度上學習西方,決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是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但是洋務運動是中國歷史第一次把學習西方的思想主張具體實踐化。它引進了西方近代科學和生產技術,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并誘導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舉辦新式學堂,開始了中國的近代教育;促進了西方政治學說、民主思想的傳播;民用企業的創辦對外國經濟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3.農民階級
背景和主張: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之后,為了調動農民革命的積極性和把革命推向深入,頒布《天朝田畝制度》。通過這一方案,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
結果:由于農民階級的局限性、戰爭環境的緊張和平均分配土地與生產、生活資料統歸圣庫等規定,違背了社會發展規律而使這一方案沒有真正實行過。
評價:廢除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主張小私有制,廢除商品經濟,具有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落后性;平均分配土地與生產、生活資料統歸圣庫等都是無法實施的,有空想性。
4.資產階級維新派(改良派)
背景和主張:早期維新思想提供了理論基礎;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提供了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民族危機的加深刺激了這一思想的產生。主張君主立憲來救國,具體為:要求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擺脫民族危機;反對封建專制統治,主張興民權,實行君主立憲;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學習和傳播西方科學文化。
實踐效果:從“公車上書”演化為社會政治運動到百日維新失敗,說明資本主義改良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其最大功績在于起了資產階級思想啟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識分子接受了資產階級政治學說和思想。
評價:維新變法思想是當時中國社會最進步的思想,因為它要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也是愛國的,因為它把維新思想與挽救民族危亡結合起來。但是其思想主張沒有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內容,沒有明確的反帝綱領,這必然導致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推行維新變法主張依靠的階級基礎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開明紳士,失敗是必然的。
5.資產階級革命派(民主派)
背景: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為了加緊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和角逐,民族危機更加嚴重;《辛丑條約》的簽訂使清政府成為“洋人的朝廷";此時民族資本主義又有所發展,但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限制和阻礙。
主張:資產階級革命派以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學說作為革命的思想武器,結合中國國情,提出了三民主義的理論綱領。其基本主張是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結果:由于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和中外反動勢力勾結,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統治和封建帝制,但果實最終被袁世凱所篡奪。
評價:三民主義是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它表達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國人民要求民族獨立和民主權利的共同愿望。但是三民主義沒有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要求,也沒有徹底的土地綱領。辛亥革命的最終失敗表明,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
6.資產階級激進派
背景:辛亥革命前,維新派和革命派沒有徹底批判封建思想;北洋軍閥政府在思想領域推行尊孔復古逆流;一戰期間,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要求實行民主政治。主張方案為“民主"“科學"。具體為:資產階級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以西方的民權、平等思想和達爾文進化論為指導思想,大力宣傳資產階級的新文化,主要內容包括提倡民主和科學。
辛亥革命失敗雖然失敗了,但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凱的尊孔復古的逆流為民主知識分子所不容,于是爆發了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是由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發動的。它有偉大的功勞,也有嚴重的缺點。運動的倡導者忽視人民群眾,沒有把新文化運動同廣大群眾相結合,使文化運動局限在知識分子的圈子里。他們還回避當時對軍閥政府的實際斗爭,也沒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務。
啟示三
中國資產階級沒有科學的革命理論武裝,缺乏革命政黨和武裝力量的支持,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天生的軟弱性導致他們不可能徹底地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由于缺少一個深入的啟蒙過程,人們不了解民主共和的精神,因而也無法建立組織嚴密、團結戰斗、堅強無比的革命政黨。他們也不敢深入地發動群眾,因而始終缺少廣大群眾的支持。辛亥革命時期和民國初年移植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失敗的實踐表明,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方案不能夠救中國,先進的中國人仍需進行新的探索。
無產階級
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它同時引發了各種新思潮進入中國,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新中國成立以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圍繞如何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進行了29年的艱苦探索,直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同志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黨的十七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繼往開來, 與時俱進,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 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進一步深化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大踏步前進。
啟示四
正是在中國***這一新的革命政黨的領導下,在馬克思主義這一新的革命理論的武裝下,在社會主義這一新的中國發展道路的指引下,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目標才得以真正實現。
在四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中,中國***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以人為本的理念,始終堅持把搶救人員放在第一位的方針, “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盡100%的努力”,不惜一切代價搶救震災中的每一位幸存者,切實反映了尊重所有生命、注重心理關懷的人文思想和仁者態度。
結語
通過學習中國近代仁人志士對國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國情,堅定了信念:只有***才能救中國!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為了國家富強做出了不朽的犧牲,使我深感肩負的重任。當代社會要求我們有開闊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這就要求我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便是這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相信年輕的我們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通過不斷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夠肩負起歷史賦予振興中華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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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論文 從19世紀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在這三十多年的時間里,洋務運動在中國呼風喚雨,風光一時。但是,在李鴻章等人轟轟烈烈地搞了三十多年“洋務”之后,在北洋水師已經建成當時亞洲第一的海軍艦隊之后,中國還是在甲午海戰中敗于日本,不得不再次簽訂屈辱條約,割地賠款。甲午海戰失敗及隨后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標志著洋務運動的最終失敗——— 洋務運動并沒有使中國真正強大。 洋務運動是清朝政府在內外交困下所采取的一種自保性質的改革。時,外有列強環伺,內有太平天國起義,在這種情況下,清廷的一部分當權官僚決定首先把“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國鎮壓下去,而后再設法抵御被認為是“肢體之患”的外國侵略。為此,他們開始實行所謂的“自強新政”,主要內容就是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首先是軍事技術),一方面企圖通過與西方搞好關系,以爭取軍事支援,另一方面也想通過此舉實現中國的工業化,最終達到“自強”的目的。這些想法當然是不錯的,可是,一開始,洋務運動就在體制和技術之間出現了脫節的現象。按照張之洞的說法,洋務運動之學習西方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意即堅持大清帝國的整個體制和意識形態不變,僅僅學習西方的技術,學習他們船堅炮利的一面。豈不知,“體”和“用”在很多時候都是不可分離的。正如嚴復所說:“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有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嚴復的意思很明顯,如果中國的整個體制和意識形態不變,僅僅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于“自強”無補,正如將馬腿強行移到牛身上一樣,兩者因不配套而互相捍格,雙雙失效。洋務運動的失敗最終證實了嚴復的判斷,“體”、“用”之間的嚴重脫節可以說是洋務運動失敗的最根本原因。洋務運動以它的失敗告訴后人,沒有體制變革的足夠配合,單純的技術變革和實業發展是走不遠的。 洋務運動的另一個脫節之處是:洋務運動是一場自上而下的變革,變革的目的是為了實現“自強”,這本身沒有錯誤。可問題是,洋務派口中的“自強”,一直就是以國家為本位而非以民生為本位的,所以,洋務運動從啟動之日起就沒有把民生問題提到一個應有的高度來加以重視。他們建軍械所也好,制造軍火和輪船也罷,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增強清廷的軍事實力和工業實力,對于普通百姓能否從這場變革中獲得好處,他們考慮不多。甚至,為了所謂的國家富強,他們還不惜侵害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 洋務運動大力修建鐵路、建造輪船、發展機器制造業和采礦業,這些產業當然是中國所需要的,可是,產業的升級換代往往會讓一些底層勞動者失業。因此,在一個負責任的社會體制下,政府和企業在推行技術變革,實現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必須顧及底層民眾的承受力,不能讓最底層的百姓生活得更加悲慘。可洋務運動不是這樣。鐵路運輸和輪船航運業的發展讓大量的“船戶”、“車戶”和“腳夫”失業。這些最底層的勞動者被洋務運動擠出了舊業,卻又難以進入新業,在他們賴以謀生的低級手段被洋務運動所提倡的先進機器所取代之后,伴隨他們的只有每況愈下的困頓和日復一日的怨恨。針對這種情況,湖北巡撫奎斌曾記述:“以湖北一省而論……實因輪船暢行,民間衣食之途,盡為攘奪,江河船只頓減十之六七,失業之人不可勝計。而襄樊一帶行店關閉,車戶歇業,瘠苦情狀,尤不堪寓目。”所以,當時就有人批評洋務運動是“刮天下貧民之利而歸之于官也”。就連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李鴻章也承認:“今之熟悉洋務者,往往于吏治民生易于隔閡。”洋務運動既然“隔閡”于民生,甚至還“刮天下貧民之利而歸之于官”,所以,它得不到廣大普通百姓的支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離開了廣大民眾的參與和支持,焉有不失敗之理? 最后還得說一說洋務運動中的用人問題。毛澤東曾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那么,在洋務運動中,李鴻章、張之洞等人提拔使用的“干部”都是些什么樣的人呢?簡單地說,具體經辦洋務的人在事功和道德之間嚴重脫節。一方面,這批洋務分子買船造炮、開礦練兵,積極地為中國引進西方的近代工業和先進技術,另一方面,這批人也借經辦洋務之際中飽私囊,大搞腐敗。對此,辜鴻銘曾有過論述,他說,李鴻章用人“但論功利,不論氣節;但論才能,不論人品”。這就使得一批奔競之徒聚集在洋務運動的旗幟之下,而有理想有操守的正直之士因恥于與小人為伍而日漸疏遠洋務,結果就造成了一種奇怪的人事現象:洋務運動本為當時一股先進的力量,可是,參與洋務運動的人卻多是追名逐利、沒有道德操守的“腐敗分子”。當時,就有人批評說“才杰不談洋務,談者皆勢利小人,臨時張皇,一無足恃”。這一點,就連洋務派的代表人物張之洞也不諱言,他說:“近年習氣,凡稍知洋務者,大率皆營私漁利之徒。”梁啟超后來總結歷史,更是稱洋務中人為“一世鄙夫”。 一項從理論上講絕對先進的事業,最終卻落到了一批“營私漁利之徒”的手里,歷史的詭譎在此暴露無遺。理論上的先進性與實際操作中的腐敗行為交織在一起,暴露出了洋務派在做事與做人之間的嚴重脫節。李敖曾說:“與什么人一起奮斗有時比為什么奮斗更重要。”既然搞洋務運動的“大率皆營私漁利之徒”,所以,它最后以失敗收場也就不足為怪了。 雖然沒有使中國走向富強的道路,但在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2、開始了中國近代化的歷程。消極:1、有清朝官府舉辦,為維護反動統治服務; 2、經營管理腐敗。夠經典了吧! 洋務運動是清王朝統治階級為了謀求封建國家的“富強”而進行的改革運動,在客觀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傾向。洋務派是這場運動的倡導者和組織者,其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洋務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應付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以消除“內憂外患”的嚴重危機。其內容雖然十分廣泛,但核心一直是創辦軍事工業和編練新式陸海軍的軍事活動。 洋務派對清朝軍隊進行武器和訓練的革新,與頑固派的愚昧守舊態度相比較,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在中國軍事史上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從1865年到1895年,洋務派在各地創辦了20多個制造槍炮、彈藥和船艦的工廠。在自制和外購的基礎上,19世紀70年代,淮軍已“盡棄中國習用之抬鳥槍,而變為洋槍隊”。中國軍隊武器裝備的改善,使其戰斗力有所增強。洋務派的海軍建設成效尤為卓著。經過苦心經營,洋務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師。尤以北洋水師實力最強,其規模時居世界第4,其中定遠、鎮遠艦的購置,給日本以很大的威懾,推遲了日本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時間。甲午戰爭爆發后,北洋海軍在黃海海戰中重創日本海軍,阻止了日本侵略軍的長驅直入。因此,洋務運動中的近代軍事工業,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國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務運動的主觀目的,雖然不是旨在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但它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創辦軍事工業、民用工業,客觀上卻沖破了中國封建主義的桎梏,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的發展進程。洋務運動不僅使中國開始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力,而且間接導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洋務派企業為中國資本主義積累了生產經驗,培養了技術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階級力量,這些都在客觀上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了促進作用,為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開辟了道路。 西學的大量引進和新式學堂的建立,不僅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批科學技術等方面的專業人才,而且也開拓了中國人的眼界,傳統的思想觀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變。洋務運動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現在對其茫然無知的中國人面前,使人們開始耳聞目睹和親身體會這些成果的優越之處,從而逐步澄清了對“西學”的種種誤解,由一味抵拒,漸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態日見改變,越來越多的國人開始客觀地面對現實,承認兩方科技的進步,不再反對把“西學“引入中國。 但是,洋務運動所具有的封建屬性,決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點的存在。首先,因為洋務運動由清王朝統治集團中的洋務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維護封建專制統治,所以,他們大規模引進的只是西方的物質文明與科學技術,對西方的社會經濟制度諱莫如深,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則堅決抵制和反對。這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近代社會歷史的發展方向。其次,洋務派所興辦的企業均由洋務官僚操縱,經營管理大權都被其委派的總辦、會辦、幫辦或提調等把持,他們經營不善,管理腐敗,不可避免地使企業內部充滿了封建性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這些企業在封建性的嚴重束縛下,或癱瘓停辦,或被帝國主義侵吞,或轉讓私人經營,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礙。再次,洋務運動的變革措施與中國傳統的義利觀和本末觀發生了沖突,受到傳統心理的束縛。中國是農業大國,重農抑商是歷代統治者沿襲的基本國策,重義輕利是歷代統治者提倡的修身準則,深深植根于傳統文化之中。僵化少變的生活方式,使人們習慣于安定平靜的生活,具有較強的心理惰性,面對社會變革,求穩怕亂,抗拒抵制。盡管西學的輸入打亂了中華民族獨立發展的軌跡,但長期以來民族發展的慣性,使很多中國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觀念去看待世界和社會,這就妨礙著他們去接受新的東西,同時也妨礙著民族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總之,洋務運動處于中國近代社會新舊交替的特殊歷史階段,它對于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既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又有消極的不良影響。 作為一段歷史,洋務運動離今人已經很遠了,可是,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及其啟示卻并不過時,它的教訓依然值得今人深思,汲取。 摘抄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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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對東北軍的整訓
徐 祝 申
(吉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四平 136000)
摘 要:東北軍在中國近現代史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張學良作為東北軍的領袖,東北軍的發展和壯大都留下了
他的烙印。西安事變前,張學良面對東北軍內部士氣消沉,戰斗素質低下,軍心渙散等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整訓。
本文試圖對“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對東北軍整訓的內容進行探討,來詮釋東北軍這一時期的發展變化過程。
關鍵詞:張學良;西安事變;東北軍
中圖分類號:K264.6 文獻標識碼:A
東北軍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軍事集團,在九一八事
變后,丟失了東北這塊賴以生存的根據地,開始淪落關
內,從東北到華北,又從華北輾轉到華中,最后落戶于
西北進行“剿共”。隨著蔣介石的削弱打擊,東北軍內部
開始不斷的分化演變,逐步衰退,作為東北軍領袖的張
學良,面對東北軍逐漸衰退的現實,十分苦惱。東北軍
的興衰直接關系東北政治軍事集團的利益,同時也是張
學良實現政治前途的一個重要的保證。因此張學良于
1936 年初到西安事變前,對東北軍進行了整訓。
一、西安事變前的東北軍
九一八事變到西安事變前的這段時間,東北軍經歷
了自建立以來的最困難時期,九一八事變使東北軍喪失
了賴以生存根據地,背井離鄉,飽受苦澀,身被國仇家
恨,且還被人誤解。導致戰斗力下降,軍心渙散,士氣
低落,致使東北軍如此低迷的因素有以下幾點:
1.蔣介石對東北軍的削弱
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軍執行“不抵抗政策”退入
關內,東北大好河山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蔣介
石對東北軍這支強悍的地方武裝力量進行削弱打擊。東
北軍失去了往日的地盤,威名掃地,實力大為削弱。蔣
介石把東北軍從東北調到華北,又從華北調到華中,最
后東北軍遷駐西北剿共前線。在西北剿共戰場上,東北
軍與紅軍交戰損失慘重,先后損失三個精銳師,蔣介石
不但不給予補充還取消了這三個師的編制。“東北軍自南
來豫皖、西開陜甘剿匪以來,損失慘重,乞未得到中央
補充。余(漢卿)每次晉謁委座時蒙慨允接濟補充,迨
回防后除電令申訴外,毫無補充之事實。”[1]九一八事變
后,東北軍一直靠南京政府供養。但是,東北軍官兵的
薪水和津貼卻比中央軍少百分之二十,被削減的這一部
分叫做所謂“國恥費”。[2]當東北軍處于全盛時期的時候,
大約有三十萬之眾。東北大漢,體質強壯,加之裝備精
良,實屬關內各軍之冠。尤其是東北炮兵,威震全國。
此外,他還擁有一支強大的空軍力量,各種軍用飛機達
到三百多架。因此,奉軍的軍事實力,國內堪稱第一。
九一八事變之后,東北軍每況日下,在服從國民政府命
令連續剿共的過程中,東北軍受到了嚴重的削弱。逐漸
喪失作為強大軍事集團的力量。經過輾轉流離后的東北
軍,慢慢地喪失斗志士氣低落。
2.東北軍剿共的受挫
蔣介石為了消滅紅軍和削弱東北軍,調東北軍去“剿
共”使東北軍損失慘重,1934 年張學良回國后被委任為
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總部設在武昌,率領東北軍
圍剿紅二十五軍。與紅軍的交戰中,東北軍屢屢受挫,
“東北軍過去沒有和紅軍直接作過戰,此次作戰占過便
宜,也吃過大虧”。[3]東北軍在武漢外圍剿共不利,“張
氏對于軍事前途,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動搖。110 師在
甘泉的慘敗,109 師在合水的失敗,更給他注射了一針
清醒劑。南京對已損失的部隊不補充,在“安內攘外”
的口號下,想削弱東北軍是很明顯的,在這種情況下,
張氏對于與紅軍作戰,已嘗到苦頭,漸漸失去信心。[4]
在紅軍的打擊下,東北軍士氣低落,暴露了自身的弱點,
東北軍內部厭倦內戰的情緒,張學良開始重新認識中共
的力量,思想發生轉變,開始與中共接觸。1936 年4 月
9 日,在與周恩來會晤之后,張學良決心脫離內戰,抗
日復土。因而他抓緊一切時間,積極從事抗日的準備工
作,以便使東北軍“徹底精誠團結,意志統一,建立中
心思想,”喚起“久已消沉了的民氣,”組織起“一盤散
沙似的民眾,進行長期抗戰”。[5]
3.東北軍內部的渙散
東北軍作為一支地方武裝和家族軍隊存在著一些弊
端,據應德田回憶東北軍過去處于行為粗野、紀律松懈、
技術不精、作風浮蕩等將驕卒惰,腐敗墮落的狀態。[6]
“九一八事變”前有東北強大的經濟力量做后盾,東北
軍有著比其他軍隊優厚的待遇,裝備精良,餉銀優厚。
這就使東北軍的驕氣、嬌氣、暮氣、浮氣、野氣等作風
十足。張學良將軍對軍隊存在的弊病也有所察覺,他曾
直言不諱地說:“東北軍中是有這些不正風氣,這種情況
如不改變,長此下去,官兵難以奮勇殺敵,東北軍也有
負國望。”[7]“九一八事變”后,東北軍失去賴以生存的
根據地,從此淪落關內,飽受挫折,東北軍是家族的軍
隊,不抵抗日本的侵略,從東北到華北,又從華北到長
江流域,最后成為流浪到西北的難民社會集團,在當地
人眼里,他們不過是“討飯者集團”。處處受人歧視,遭
人白眼。東北軍處于如此的狀況,軍隊的士氣受到了很
大的打擊,士氣低落到極點。如不進行整頓,長此以往
有瓦解的危險。
二、張學良對東北軍的整訓
面對東北軍逐漸走向衰敗的趨勢,張學良在1936
年開始對在西北的東北軍進行整訓,企圖通過新的整軍
運動,挽救東北軍逐漸衰退的態勢,重新煥發東北軍的
生機。因此他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1.王曲軍官訓練團的建立
為了整訓西北“剿總”所屬部隊(主要是東北軍)
的軍官,灌輸進步思想,革除陳腐作風,張學良將軍經
蔣介石批準,模仿廬山軍官訓練團的樣子,于一九三六
年六月末創辦了王曲軍官訓練團。在向蔣介石的報告上,
是借用整軍“剿共”的名義,而實際上整訓的目的是為
了抗日。訓練團團長是張學良將軍,副團長是楊虎城將
軍。[8]
訓練團共辦四期,前兩期教育長是王以哲,后兩期
的教育長是黃顯生,訓練團的學員是東北軍的主要軍官,
后期還有十七路軍的一些軍官,“訓練團向蔣介石呈報立
案時,表面上說一切仿照廬山軍官訓練團辦理,實際上
宣揚的目的是灌輸聯共抗日的思想。”[9]訓練團的訓練項
目有政治、經濟、國際形勢、軍事訓練、軍中利弊、游
擊戰爭等,每日聽課之后,召開小組開會討論(每班為
一組)把討論的結果做出總結,匯集起來,加以整理,
備軍隊改革時參考。[10]為了進行抗日教育,劉瀾波還利
用午間或晚間休息時間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張學良對唱
這些歌曲很重視,他要求人人都唱,做到深入人心。他
說:“這些歌的作用很大,勝過講課,大家都會唱了,影
響就大了。”[11]
1936 年6 月22 日,張學良對訓練團教職員和學員
作了一次重要的講話,《中國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說,他
明確地指出:“我們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已經到了!抗日
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抗日是東北軍最大的使命!時
間已經不容許我們空談準備了,我們要馬上準備與行動
聯系起來!把民族所有的力量拉到抗日陣線上去長期抗
戰。”這次講話,表明了張學良的抗日態度,同時對統一
和提高訓練團教員和學員的思想認識也起了很大的作
用。[12]
“由于東北淪陷,東北軍有迫切的抗日的要求,更
因為東北軍多次與紅軍交戰,屢吃敗仗,厭倦內戰的情
緒高漲。張學良將軍成立王曲軍官訓練團,并認真領導,
這對東北軍干部改造思想,澄清認識,堅定聯共抗日的
主張是很重要的一步”。[13]這對整個東北軍來說,影響是
深遠的,使十二月發生的西安事變有了思想基礎。
2.抗日同志會的成立
抗日同志會是以張學良將軍為首的東北方面具有聯
共抗日思想的積極分子的秘密組織,其目的是團結抗日
力量,建立一個有力的領導中心,積極推進聯共抗日工
作的發展,以求達到報仇雪恨、收復失地并使中華民族
獲得自由與解放。張學良認為他可以把分散的抗日力量
緊緊的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并把領導核心意見和指示有
組織有系統地傳達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動一致。[14]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抗日同志會正式成立,創立時
參加者共十五人,有張學良、劉瀾波、劉鼎、苗沛然、
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盧廣績、車向枕、何鏡華、
賈國輔(賈陶)等。自成立到西安事變止,前后陸續參
加的會員共有七十多人。七月籌備成立同志會時已定出
張學良將軍為主席,應德田為書記,孫銘九為行動部長,
九月正式成立時又選了苗劍秋為理論宣傳部長。十一月
份張學良將軍增選劉瀾波為組織部長,劉鼎為教育部長,
苗沛然為宣傳部副部長,何鏡華為軍事部長,但尚未及
正式公布,西安事變就爆發了。[15]
發展同志會會員,應該吸收哪些人參加,是經過張
學良將軍、應德田和孫銘九共同商定的。每次新會員入
會,張學良將軍、孫銘九和應德田都參加宣誓儀式,每
次都由張學良將軍親自主持并講話。由此可見他對抗日
同志會的組織和發展工作是相當重視的。
這個組織,實際上成為掌握東北軍全軍秘密抗日運
動的中心,同時還掌握張學良的各項機密工作:
(1)一切秘密的抗日活動,如軍官抗日教育,東北
救亡會的抗日活動,流亡學生的收容訓練,東北大學學
生的收容等。
(2)一切與***聯系的技術工作,如接待紅軍代
表葉劍英、劉鼎等人,掌握與紅軍聯絡的電報,掩護紅
軍的來往人員等。
(3)東北軍全軍的人事工作(調配全軍青年軍官代
替老年軍官的計劃)。
(4)其他有關東北軍內部的重要機密事項[16]。
張學良成立抗日同志會從大局來說為了在東北軍中
建立聯共抗日的秘密領導核心,為抗日做組織準備。從
東北軍內的新舊思想和派系斗爭來說,張學良也有除陳
布新,逐步以少壯派取代元老派或者防止大權旁落的意
圖。
3.東北軍學兵隊的組建
組建學兵隊是張學良將軍接受***的建議,為東
北軍培訓抗日軍政干部的一項重要措施。“目的是把他們
培養成新的血液,輸送到各部隊中去,以便改造部隊,
為抗日做準備。”[17]1936 年3 月間,張學良了解到東北軍
官兵雖有強烈的抗日愿望,但對“攘外安內”的禍國政
策還認識不清,舊習氣較重,營連軍官數量少,政治素
質也差,不能適應抗日的需要,因此醞釀辦陸軍學校,
培養中下級抗日軍官,考慮到東北軍辦陸軍學校南京不
會允許,而招收學生當學兵總是可以的,遂決定在衛隊
二營編制中增設學生隊(后來通稱學兵隊)并當即責成
宋黎和參密室主任應德田、參謀孫銘九具體籌辦。于是
學生隊很快成立起來了。
為了避免國民黨特務的破壞,所有一切籌備工作都
是秘密進行的。為了便于保密,選定西安東門城門樓作
為隊部。當時張學良手槍營營部就設在東城門樓的東樓
一樓,一切后勤,如經費、伙食等,均由手槍營的軍需
負責辦理,以手槍營的名義提請“剿總”撥辦。康博纓
和于維哲分任隊長和隊附,另外還有一個隊附孫巨奎,
專門負責對外聯絡工作。各分隊長一律由東北軍各軍師
中挑選,各班班長則由手槍營中選調,另由每班學生中
選一名副班長,也叫政治班長。軍事訓練計劃由于維哲
負責擬定,確定以三個月為一期,以完成連的制式教練
和戰斗教練為初步目標。[18]關于學兵隊的來源,張學良
指示到北平去挑選“一二九運動的骨干,最好是家鄉子
弟。其中有不少民先隊隊員,和少數北平地下黨員”。
第一批100 人左右,乘火車于9 月初到達西安;第
二批120 人于10 月下旬到達西安。這兩批均由趙天野帶
隊。第三批200 多人,由關時潤(吳俊如,參密室參謀)
和吳鐸兩人去北平聯系的,時值西安事變爆發,北平當
局阻撓,因而這批人員分散了,一部分輾轉到西安,一
部分去了延安。除此之外,還有十幾名學生隊員,是東
北軍子弟及西安各救亡團體介紹的。
學兵隊的訓練主要包括軍事和政治兩門主課。“軍事
教育計劃的編制和實施由隊附和分隊長負責;政治教育
計劃和實施由政治部主任負責。”[19]
西安事變后,學兵隊編為五個宣傳大隊,下到東北
軍各軍從事政治宣傳工作,代替了國民黨的政訓處。當
時西北的抗日形勢飛速發展,從軍隊到地方以及各界群
眾組織,都急需一批受過訓練的骨干力量來加強工作,
因此學兵隊同學所到之處,頗受歡迎。到東門樓來要干
部接干部的人,幾乎每天都有。從此,東北軍學兵隊的
同學們,就融入在祖國西北掀起的抗日洪流之中,推波
助瀾,各自發揮了積極的作用。[20]
結論
經過張學良對東北軍的整訓,東北軍發生了重大的
變化,扭轉了衰退的形勢。首先,改變了東北軍戰斗力
低下,士氣低落、思想混亂的局面,使東北軍步調一致,
思想統一。其次,為抗日戰爭培養了人才,張學良對東
北軍的整訓以抗日為最終目的,為“將來打回老家去”
做準備。最后,使東北軍官兵在思想上對“停止內戰,
聯共抗日”有了深刻的認識,為西安事變的爆發提供了
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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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論文–為什么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社會主義是中國歷史的必然選擇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選擇什么樣的社會制度,都是與其歷史發展走向密切相關的,都有其歷史決定性。鄧小平同志指出:“人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中國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來,中國是不是也能翻身?讓我們看看歷史吧。國民黨搞了二十幾年,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不能成功的。中國***人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的毛澤東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把中國革命搞成功了。”這一表述,充分說明了社會主義是中國歷史的必然選擇。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走什么樣的道路就已經成為先進的中國人思考和探索的問題。為了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他們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試圖按圖索驥,依照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來改造中國,把中國富強的希望寄托于實行和發展資本主義。從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革命,到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戊戌變法,以至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敗告終。國民黨也曾在大陸搞資本主義,最后留下的是一個四分五裂、千瘡百孔的爛攤子,使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歷史以其血的代價告訴我們,在中國,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義不愿意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國封建社會的歷史長達兩、三千年,在中國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備也最頑固的封建主義生產關系。雖然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但封建勢力為了鞏固封建統治地位,維護其政治、經濟利益,不允許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在近代中國,封建勢力還與帝國主義相勾結,壓迫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勢力不允許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毛澤東同志曾說:“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同時,也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它們的目的,就是要占領中國的市場,掠奪中國的資源,使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強大的經濟勢力排除和壓迫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它們決不允許中國發展成為一個獨立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中國的資產階級也不具備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由于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性,由于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并未完全斷絕經濟上的聯系,所以,他們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更沒有推翻封建統治,推翻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國際資本主義才能得以生存、發展。因而,靠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中國最終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封建主義舊統治又延續不下去。中國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當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而感困惑的時候,十月革命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的先進分子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中,看到了中國新的出路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中國***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中國人民選擇了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一歷史性的選擇,是中國人民歷盡千辛萬苦才找到的,是中國社會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在中國***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中國當時的出路有三條:一是限制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發展民族資本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二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互不相干,長期平行發展;三是限制、改造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走社會主義道路。在這三條道路中,中國的近代歷史已經表明,第一條道路走不通;第二條道路實際上也行不通,不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二者之間沒有調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條道路,才符合中國的國情,符合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性質這一社會發展的規律,而且新民主主義革命也為中國人民選擇這條道路奠定了基礎。在政治上,我們已經掌握了國家政權,確立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鞏固和加強了工農聯盟。在經濟上,通過沒收官僚資本轉化為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我們已經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為實現對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因此,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
總之,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鞏固和發展,體現了中國近現代社會運動的客觀規律,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變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一百多年來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得出的必然結論。所以,鄧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自己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國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國現在還會是四分五裂,沒有獨立,也沒有統一。”
好了,今天關于“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論文”的話題就講到這里了。希望大家能夠通過我的介紹對“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論文”有更全面的認識,并且能夠在今后的實踐中更好地運用所學知識。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或需要進一步的信息,請隨時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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